近年來，文化體制改革激發了我國新聞出版業的發展活力，但要進一步做大做強新聞出版產業，還需繼續破除體制機制的約束。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列為2014年重點工作。就這一話題，《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在兩會上采訪了15位代表委員——
■共同關注
面對管理職能轉變這個首先要啃的“硬骨頭”
政府應在頂層設計下功夫
全國人大代表、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認為，在這一輪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首先要啃的“硬骨頭”就是相關政府部門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文化管理的理念要改變。”
同樣在文化產業浪潮中“沖浪”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讀者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彭長城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管理部門既有管資產的，也有管導向的，還有管行政的。既然要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更多的方面就應該由市場來說話。借這次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之機，希望能把文化管理體制機制理順，減少多頭管理，這可能是目前要做的一件事。”
對于這個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歐陽常林則概括為一句話：目前管得太多、太死、太具體。
管得“太具體”，是令許多企業頭痛的問題：在決定自己文化產品的走向時，不能完全按照企業的思路來做，而是要受到一些行政方面制度性要求。“這就是在‘抓大放小’上處理得不夠好。企業投資的項目是否合理、是否掙錢，包括風險管控等都應該由企業自己評估，而不應該由政府管控。”龔曙光認為。
毫無疑問，在一個成熟的市場上，政府應該更宏觀，企業應該更微觀。
那么，把由企業可以自主決定的交還企業，政府應該在哪些宏觀方面“出手”呢?代表委員普遍的建議是，在頂層設計上下功夫，給思路、給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外宣辦原副主任王國慶認為，繼續鼓勵文化事業、文化產業不是一句空話，要有政策支持。雖然在加大文化投入上沒有硬指標，但是要有統籌規劃，要有具體方向和具體目標。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鹽城市政協副主席蔣婉求也認為，國家應該在頂層設計上給文化產業更多的引領和推動，比如盡早著眼于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戰略定位，進行科學、前沿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頂層設計，為產業發展提供行動指南，避免產業盲目發展，“國家要制定差異化的區域發展策略，避免盲目投資和低水平的重復建設。”
與盲目同樣產生負能量的，還有滯后。“現在互聯網上很多平臺，我們不可能去做了，因為已經有很多海外資本在做。比如，搜索引擎。”在龔曙光看來，這不是簡單的能不能做搜索引擎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問題。因為在新技術發展上，如果抓住機遇，戰略安排到位，我們就可以縮小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文化差距。反之，則會拉大我們和發達國家的文化距離。更為重要的是，這還關系到國家的文化安全。
具體到新聞出版領域，龔曙光認為管理規劃上的“盲點”也是存在的。比如，出版的數字化進程究竟怎么安排，對于重大文化項目，究竟采取什么樣的模式來發展，是國家投入企業承擔，還是國家和企業共同承擔，利用項目招標，等等，在這些方面，政府的宏觀安排管理是不夠的。
“目前，國家已經明確了要把文化產業作為支柱性產業進行扶植，那么，文化產業與國民經濟的其他重要要素之間搭配的政策關系，也是需要相關管理部門來理順的。”龔曙光認為，把一個非支柱性產業推向支柱性產業的過程中，需要將文化與金融、科技、商業、市場等要素都調動起來，這種要素和政策的形成是要依靠政府部門來做好安排的，這是任何一個產業單獨都做不了的。
■鏗鏘三人談
沖破畫地為牢靠什么?
《中國新聞出版報》：文化體制改革進行到現在，還有什么主要的壁壘存在?
彭長城：改革現在還是存在很大的壁壘。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國內大多數出版集團尚處在各自為政的狀態。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先進出版集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最終會形成幾個大的出版集團，這樣才能實現資源集中、智力集中、人才集中、市場集中，最終形成大的發展潛力。但是，國內大的出版集團之間這種“畫地為牢”的發展情況無形中阻礙了集團的未來發展。
龔曙光：對于大文化圈的概念，這幾年有過不少討論和假設，但并未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原因很簡單，有壁壘存在。一方面在物理空間上，有行政區劃的阻隔，這使得集團沒辦法進行拓展。另一方面是政策方面的阻隔。因此，跨區域、跨媒介、跨行業這“三跨”談了這么多年，仍舊有很多文化資源和傳媒板塊的整合是無法實現的。如果行政壁壘沒有打破，就意味著市場無法整合，只能是幾大新聞出版集團各自為政，而且各自都做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國新聞出版報》：除了在做大做強上有障礙，這種壁壘可能導致的影響還有哪些?對于這個難題，有什么具體建議嗎?
龔曙光：壁壘存在的時間過久，就可能使集團在自己的主業上沒有拓展空間，轉而去發展其他產業，這就迫使企業放棄傳統業務，走向新的業務，比如涉足旅游、房地產等。這樣做也許經濟指標提升了，但是對新聞出版行業本身的發展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
彭長城：在改革中破除壁壘，需要國家制定大的政策，打破各出版集團之間畫地為牢的管理，通過股份制改造使出版單位形成大的集團，最終實現能夠和國外大的出版集團相抗衡。
《中國新聞出版報》：在文化體制改革過程中，對于“人”的管理如何深化，讓文化企業更具活力?
王亞非：我有兩個建議。一是加強股權改革和股權激勵。我認為，文化企業的股權激勵、保障機制、約束機制這三條是一定要做的，而且要做到位。國有企業就要給員工、管理層一定的股權，有了歸屬感、成就感，職業榮譽感就有了，如果沒有這個，員工到哪里都能干。二是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比如說，我在國有企業給政府“打工”，那我和政府之間是有合同的。只有這樣，才不會出現搞不好錢照拿，搞得好也沒啥的情況。
彭長城：首先還是要讓員工轉變觀念。其中，一方面是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傳統出版人對自己的定位有待轉變。也就是說，職工對現有身份的認可和對現有管理方式的認可，必須要從思想上實現轉變。否則，很難真正充分發揮職工的能力和創造力。
改制無非是兩種情況，一種是在體制內營造良好的體制規范，另外就是要建立內生機制，尋求內生動力。其中，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用人機制、培養機制，以及人才管理機制要進一步找到出口。對于目前探討較多的出版單位是否可以嘗試進行員工持股的這種探索，我的觀點是：鼓勵嘗試、允許失敗。
《中國新聞出版報》：隨著改革的推進，出版傳媒企業(集團)同金融市場的關系已經相當密切，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資本紐帶與市場對接?
龔曙光：在目前行政壁壘不能打破的情況下，通過資本整合資源也是一條路。但是，未必是條坦途。比如，并購肯定是集團發展的主要模式。但是，在這樣一個模式上究竟能做成什么樣子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只能說，一個有充足資本量的公司，總會需求產業的擴展。對于中南傳媒，可以肯定的是，并購的目標一定要利于集團的核心戰略，利于集團的主營業務，對于未來的發展不能形成戰略性支持的并購，集團一定不會去做。
王亞非：文化產業成長期長，涉及面比較寬，所以鼓勵跨界發展。跨界發展就要有投資，就要有融資，也需要有專業的銀行來扶植。所以，我這幾年在兩會上一直呼吁成立“文化產業銀行”。為什么提這個呢?因為文化產業缺乏融資的條件，雖然說都愿意給文化產業支持，但文化產業由于資本金比較少，硬件條件比較弱，作為融資的條件就很難達到銀行的要求。
更何況文化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不符合銀行規定的融資條件。首先，它既沒有抵押，也沒有擔保。其次，它所生產的文化產品也沒有標準化的評估體系。所以，我呼吁建立文化產業銀行解決文化企業與金融機構對接的問題。
彭長城：現在國家提出了特殊管理股概念，這個概念的引入就可以從導向上、總體決策上把控好。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國有文化企業，這是好事。但是對于企業而言，總是要找到一種很好的贏利模式。從國家層面來講，也是想通過改革，解決深層次的問題。因此，就必須要認真研究深層次的問題，進而找到突破口。